白天，王立两头摸黑地上别人门做工作，自己的家只能抛在脑后。晚上回到家里，妻子当然早就怄了一肚子气，责怪丈夫不顾家，钱没有挣回来，人也看不到。面对妻子的委屈，王立更觉委屈。王立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，最后不得已，跟妻子离了婚。

“那现在王立还在做拆迁工作？”

曾省长对这样的干部还是要多一分关心。

可居委会主任摇头道：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多大年纪，怎么死的？”

曾省长是沉重的深问下去。

“三十五六岁吧。”

据居委会的干部讲，王立为了做通一个拆迁户的工作，先是想尽办法，没有成功。后来掌握了户主酗酒成性的心理，特地上门请他喝酒。拆迁户很高兴，端了酒杯对王立说：“如果你今天喝赢了我，拆迁补偿条件就按你的算；如果喝不赢，那就按我说的条件办。”

王立见他表态豪爽干脆，当即答应说，“行”。当时他正在吃胃药，身体不舒服，只能忍痛端起酒杯，一口气喝干了近三两白酒，然后进入了下一轮的比拼当中，以此喝酒比狠做通了这个拆迁户主的工作，王立很高兴，可翻江倒海地呕吐过后，很快神志不清，同事把他送进医院急救，又洗肠胃又输液，最后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。

曾省长听得沉默不语。

相比老关讲述的野蛮拆迁，这北街的拆迁算什么？

人性化到了这种地步，竟然最后以干部的生命作为“条件”之前提了？

“在拆迁中，你们这些基层干部也一定吃足了苦头吧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？”居委会主任说，“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。在拆迁工作中，与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沾亲带故的拆迁户都是被‘盯着’的对象。”

一路调查回来，曾家辉有些默然。强拆，沉重！可和谐拆迁，又会存在那么多的困难，还讲什么效能？依法强拆，更是拆迁征地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。

没有哪一个官员愿意强拆，强拆只是迫不得已。曾家辉觉得政府不愿强拆的难处：一是不希望与群众对立。拆迁户不愿签约主要是为了多争补偿款，如果走到强拆这一步，拆迁户会觉得脸面已被撕破，有的就会选择干脆孤注一掷，不管不顾地和政府激烈对抗。多一个强拆户，政府就少一份社会稳定，多一份社会责任。所以，在敏感时期，有的地方政府还会动员拆迁干部去找拆迁户打牌喝酒，甚至安排干部陪拆迁户远游等活动。因为一旦拆迁户越级上f，维稳成本更大。二是担心出现极端事件。哪怕拆迁工作做得再好，补偿价格再高，安置再到位，强拆组织得再严密，只要因为出了伤亡事故，一般都会定性为恶性事件。负责做拆迁工作的人员就要受处分，甚至丢官。这对于干部个人来说，一旦实行强拆，后患无穷。三是害怕媒体借机炒作。强拆一旦出现极端事件，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，记者可能会迎合少数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，不是客观公正，而是偏听偏信，将小事化大。如果报道信息把握不准，所发报道以偏概全，造成负面影响。四是行政成本和风险高。强拆要走的法律程序多，法院要收执行费，动用的工作人员也多，公安、消防、城管、卫生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要配合强拆行动。公权力用得太多太滥，老百姓也不满意。五是后续维稳工作难。顺利强拆能促进户主踊跃签约，从整体上推进拆迁工作。反之，可能引发强拆户频繁上访，留下长久的隐患。强拆之后，户主遗留下的问题更多，协调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