谭正蓝没有理他。不能前往重庆的原因，也实在和少不更事的弟弟难以说清。

入夜时分，谭正林坐在油灯下，依照姐姐口述，给彭定邦写回信。以前他代姐姐写信时，总是用他少年心思，将姐姐的意思简单复述出来。而今，他在学校里已有了心仪的女同学，晓得了男女间的情事，便再不会写那样一种简单而愚蠢的家书了。虽用的是谭正蓝的语气，却演化成自己的情感。那家书读起来，便有了一种情深意切的效果。

定邦：

分别日久，甚是想念。恨不能长出一双翅膀，飞临到你的身边。但云儿生病，出了疹子，况且染坊刚刚开张，欠下不少借债。正林上学，又多破费……

当他读到这里，正给儿子喂水的谭正蓝忽然将他打断，有些嗔怪说，家里借债，你咋晓得？

谭正林没有回答，而是将信继续读下去。

家中事不用你挂牵，你只要照顾好自己。等过段时间，我再去重庆，一家人团聚……

谭正蓝似乎想安慰弟弟。说，家里没借多少债，有个一年半载，本钱也就收回来了。你操的什么心，好好读书就是了，还写什么“正林上学，又多破费”。

当家信寄达彭定邦手中，一切皆不是原来的样子。

重庆，这座楔入嘉陵江和长江的悬崖峭壁间的城市；这座不分季节，常年鲜花盛开，又常年被迷雾笼罩的城市；这座踞守天险，对外报道中称为“国民党人指挥抗战长达六年之久”的内陆城市，已开始遭到日本人的轮番轰炸。

日子被割裂。千疮百孔中似乎再无宁日。人们在苦捱中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缓慢，却倏忽间很快又是一年。当进入到这一年的七月时，身为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定邦，刚刚从位于化龙桥附近的红岩嘴回到单位，结束了“整风学习班”的学习。

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之后，党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，在各地开展“整风运动”。彭定邦带回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学习文件。依据南方局的部署，他将组织与自己有直接联系的所有地下党员，贯彻“整风”精神，认真阅读文件。联系实际，写出思想、工作、生活上的三方面总结。

当时彭定邦的公开身份，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，但因身边没有家眷，只能同十几个人住在集体宿舍。这对他工作的开展，显得极为不利。

此时恰逢轰炸进入尾声。中央信托局刚刚修好了职工宿舍。因此组织上决定，要彭定邦以家属要来的理由，向单位申请住房。作为信托局内部的业务骨干，又兼给领导送了些礼，彭定邦的申请，很快便批复下来——他随心所愿地分到了一套新的住房。

正当彭定邦准备给谭正蓝写信，再次催促她来重庆团聚时，组织上却否决了他的这一看上去极其正当的做法。

否决的原因，正是以前他所收到的，那些由谭正蓝寄给他的家书。

组织上的担心和警惕，看上去虽显得不近人情，却非空穴来风——因彭定邦公开场合下的身份，自称中央大学的毕业生，又在北平银行做过职员。如果他与云阳老家的通讯被当局邮检发现，顺藤摸瓜，追查到云阳，他的身份定会暴露。而在当时，由于地下报刊《挺进报》被发现，当局正加强邮检，守候邮筒，搜查红色书刊。甚至每一份报刊，每一家书店，都成了监视对象——而现在，这秘密的工作，虽需家庭做掩护，但考虑到他的工作性质，所做每一件事，无不涉及到组织的核心机密。特别是“整风”期间，有大量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。一名普通村妇，显然起不到辅助作用；尽管彭定邦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期间，谭正蓝也曾为他做过掩护；但她既不是党员，又不识字，更不具备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。因此组织上指出：能够掩护彭定邦工作的，应是一位稳健而有学识，既能应对各种复杂环境，又兼备丰富斗争经验的党内女同志。

重庆市委随即做出以下提议——

彭定邦必须立即中断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，包括与他妻子的通信。并迅速选调一名得力女助手，以“假夫妻”的身份，和彭定邦在一起“生活”。